论者往往以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的反贪调查局模式为取法对象，期望建立起专门的廉政部门，承担贪腐案件的全部调查工作。
三、适应监察委员会特点创制新的监督制约形式 鉴于监察委员会相对于检察院和法院而言位更高、权更重的特点，为防止监察体制改革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笔者以为应该创制若干新的监督制约形式，用以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为全面监察廉署本身各方面的工作，行政长官委任社会贤达组成贪污问题谘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防止贪污谘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谘询委员会等4个谘询委员会深度参与廉署的活动，这些委员会都是由官守和非官守委员混合组成，并由非官守委员出任主席。
所以，处理好这对关系的要义有二：一是强调无论何人，其合法的权利都应该受到有效保障。毕竟，在透明国际2015年纳入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排名居第18位，虽比前几年下降了6位，但仍然是全球最廉洁的区域之一。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所有刑事投诉均须知会律政司司长，由其决定应否由廉政公署或其他执法机构调查，廉署必须就调查结果向律政司司长及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提交报告。前几年，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公众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
2015年7月中纪委通报的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案。该内部监察部门应定期向监察委员会主任会议和监察业务咨询委员会一式两份同时提交书面报告。从第11项决定在措辞上与第1项决定的不同来看，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规定了三年内，而是指明了最终日期，这似乎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倾向于将延期限定为一次。
在此基础上，按照限制强度由强到弱，17项授权决定可分为3种类型。被授权机关及试点实施主体必须客观、准确且完整地对试点效果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而使其准确且全面地知悉试点的实施情况，尤其是试点措施或机制的有效性及各种利弊，以便准确作出推广、抛弃、改进或者继续试行该机制或措施的决定。在第11项决定作出以前，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第1项决定的实施情况报告。甚至特定重大事项即使全国人大亦不得授权，才符合比例原则。
第12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由此，有必要特别关注其他三项要素，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作出授权决定的问题。
第14项：加快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构建科学规范的军官制度体系，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申言之，国家体制的完善与优化是正确的目的，地方改革试点是必要且重要的手段，但不加控制却有可能对法制统一、平等原则构成减损，因此，在目的、手段和受到减损的法益这三者之间就有必要进行合比例性衡量，特别是通过衡量来控制作为手段的地方改革试点。区域可行性，如第2项决定选定上海与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金融地位、贸易地位息息相关，上海自身所具有的良好条件，亦有利于开展‘创新对外开放模式的试验措施。第4项：为推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切实依法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第8项：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第7项：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它们所试点的直辖市分别占全部省级行政区域总数的12.9％、6.45％和3.23％，所试点的较大的市分别占全部较大的市总数的4.93％、0.35％和3.87％。现代法治的基础是法的常规性，它意味着法律必须是普遍、统一和稳定的，但这种常规性总是受到例外状态的潜在威胁。
就此而言，这些授权决定在形式上存在不足。国务院在报告中亦承认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水平存在差异，广东省的试点内容在全国范围统一调整的条件尚不成熟，[19]却仍然提请在广东省继续试点，而非替换或扩大试点省份。
五、试点地域的范围大小与合理分布 《立法法》第13条将试点限于部分地方，但该条本身及草案报告并未说明其含义。如果采取前述的法国标准，则这些事项显然已经属于宪法明定禁止试点的范围。
最差的授权决定是第9项，它虽涉及10个省级行政区域，却仅涵盖了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四个区域。在此基础上，最优的影响比率应在5％以内，最高不能超过30％。如果期限届满而没有制定新法律或者被授权机关未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的，则恢复被暂停或调整适用的法律，包括第1项、第2项、第5项和第11项。因此，法律的暂停实施作为例外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否则，例外状态会轻易地打开法治的缺口，从而趁虚而入地颠覆整个法秩序。第2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该条在改革目的下创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即暂时调整或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并使该手段受四方面的限制：一是，授权者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比如，第14项决定和第16项决定既无期限限定又无报告义务，因此存在不合比例的问题。有必要运用比例原则反思既有授权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合比例地解释《立法法》第13条，明确其中的内容、时间和空间三方面限制的各自标准及其相互关联，从而促进未来地方改革试点的良性发展，保证科学和稳妥地推进改革。
不过，《立法法》第13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予以解释，这就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注意合比例性控制问题。[18]事实上，前述16项授权决定多将影响比率控制在了10％以内。
第16项决定则限于华北和华东两个区域，在地域上不具代表性。据此，应当严格限制因所处地域的不同而造成的公民基本权利上的差别对待。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召开周期可以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的频率在近两年不断攀升，尤其在2015年底（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和2016年底（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达到最高峰值。[12]该内容规定于《立法法》第10条第3款，字面上仅适用于第9条规定的先行性行政立法授权，即相对法律保留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目的的正确性并不必然证明手段的适当性，从四方面限制来看，授权者要素是羁束性的，而且实践中所有授权决定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三）地方改革试点的两个层次 在运用比例原则控制地方改革试点时，首先应当将试点区分为两个层次。
地方试点虽然有助于提升改革的科学性和稳妥性，但无疑也在紧急命令权以外开辟了暂停法律实施的第二种途径。第17项涉及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和管理。
（三）《立法法》第13条等字的理解 可以明显看到，前述第一和第二类事项处在《立法法》第13条限制的事项范围内，但第三、第四和第五类事项已经明显超出限定范围。第17项：进一步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共济能力，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改革。
在福建省设立了平潭片区、厦门片区和福州片区，共3个自贸试验区。它们所包含的市的类型均较为多样，通常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其他较大的市的组合。
在目前已经公布的资料中，仅可从第11项和第13项两个延期决定的审议过程中，得知第1项决定和第3项决定的实施情况报告。由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是，地方改革试点的授权决定如何具有合理性同时排除肆意性，比例原则就成为其本质判断标准。第四种是省级行政区域的特定地域，包括第2项和第5项，二者所涉省级行政区域的数量与类型分别是1个直辖市（占3.23％）、2个直辖市和2个省（占12.9％）。第7项决定在1个直辖市和9个省中各选定5个法院进行试点，总计50家地方法院，占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总数（3617）的1.38％。
总体内容是取消或放宽行政审批，将核准制度改为注册登记制，会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产生积极影响，进而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第14项决定授权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具体试点办法，这可能是考虑到军事制度改革具有专业性，因此允许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自行对试点期限进行斟酌取舍。
第10项决定亦可勉强归入此类，但其试点及于全国，因为国务院只批准了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发行。第5项：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17]显然，基于第二方面的考虑会扩大试点的地域范围，从而与第一方面考虑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的缓解取决于在具体授权决定中的微妙衡量。第6项：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实践经验。
